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陈志武：新闻媒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原标题：新闻媒体，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在天则230次双周学术讨论会的发言
盛洪：今天是我们天则的230次学术讨论会，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陈志武教授，他是耶鲁大学的终生教授也是清华大学的特聘教授，今天的题目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下面请陈教授开始作报告。
陈志武：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是比较特殊的，我首先要谢谢天则所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下面我先讲一下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向性，就是我会更相信市场的作用，而不愿去相信政府能把很多事做得很好。因为我今天讲的媒体的作用实际上讲的是信息的透明，因此有必要先做一个披露，把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取向告诉大家。
现在人们常说有些经济学家把国外的一些机制应用到国内来，但是每次不管引进来什么机制，无论它在国外看起来是多么的好但在国内却行不通了，比如开放式基金和对冲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在美国股市中起的作用非常好，于是就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需要引进机构投资者，开始时我们引进的是封闭式基金，我们才发现这些钱到了经理手中他们就可以坐庄，从而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反映了在国外运作很好的机制一旦引进到中国来就变味了，但其实我想这些经济学家包括业界的人士在引进这些机制的时候，每次的愿望都是好的，理解也没有错，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在于经济学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机制在经济上应该起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技术层面来看基金的作用，而忽视了这些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在美国我基本上不用考虑设计的这些合约是否有相应的机制作为保障，因为美国的法院可以保证这些合约的实施，但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美国的媒体基本上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现在我有一个非常担心的事就是监管会，我们在90年代时好不容易把各个不同的部去掉了，以为往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又主张重新设立相应的管委会，并认为现在的管委会和原先的部委是不同的，因为原先的部委及制定规则有参与操作，经营，而现在的管委会只会去管规则而不去管具体的运作。但我觉得比如象证监会和原先的部没有多少差别，因为他同样要操纵上市公司的领导层。这说明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一旦给了一些部门权力而导致的危害，他可以不受约束地给他自己很多权力，这是非常有危害的，而且不好克服，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媒体不敢去报道。
我做现在的研究是有原因的，就是财经杂志被起诉，他们的编辑来找我让我在美国找一个相应的案例，但是我没有找到，但也就开始作这方面的研究，首要的就是思考媒体的受保护程度。下面的这一个表可以反映出来：(此处略)
可以看出在中国媒体败诉的概率接近70%，相比之下在美国媒体败诉的概率是8%。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要去起诉媒体，除非你非常的有把握胜诉，否则都会败诉，所以给出的8%已经是在如此强的一个条件之下的一个样本，一般的人如果它的胜诉概率不是太大时候就不会去起诉，然而即使是在如此强的一个条件之下也只有8%的媒体败诉。我在看了国内相关的关于媒体侵权的法律和书籍之后，发现法学院和传媒系的老师写的东西的差别很大。法学院的老师往往特别注意对人身权利的保护，因此每次我在和法学院老师讨论时提到要给新闻媒体相应的自由权，他们都说这样的话新闻媒体不就无法无天了吗，他们往往认为如果这样民权就会遭到践踏，所以大多数法学老师首先都是从对名誉权、人格权的保护去思考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而传媒系的老师却强调对新闻自由权进行保护，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不同行业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要想到杂志往往是不赚钱的，一旦败诉，他就会想如果他不作一些自我约束的话，他就经常会得到一些诉讼，因此这往往会影响到对文章质量的把握。起诉对公司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可能就只有几句话，但对媒体来说就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因此如果媒体会轻易地被起诉的话，媒体就不敢再去登载一些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说明了如果片面的对名誉权人格权进行保护的话，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往往会受到损害。
还有一个事情就每次我在讲到新闻自由权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反馈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权完全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也就是认为只有在牵涉到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时候，新闻自由权才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没有新闻自由权这件事情了，因此新闻监督以及新闻自由权就被大大地缩减了。是不是新闻自由权就应该从属于名誉权?所以这让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由的新闻媒体是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机制，我觉得如果能得到正的相关性的话，就说明了在超出政治的范围之外，也应该去保护新闻自由权。我将从三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我收集了大概77个国家的数据来说明新闻自由和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人均收入的高低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第二个角度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如果没有新闻自由的话我们如何能恢复诚信。现在讲诚信的非常的多，大家都有一种怀旧的心态，认为乡土中国的诚信很好，而今天的中国人都变坏了，因此我就想看一下是不是真是这样，也想看一下用什么机制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好的诚信体制;第三个角度我会讲一个非常的模型来推出如果新闻自由得不到保护的话，市场将会关门。
我们首先从实证的角度来说明第一个问题。为了有利于计量，我用了1970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用的是60个国家，我把它后推倒95年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国家的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到底有多高。我这里用的是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和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凡是新闻自由保护得越好的国家，它的证券市场也是发育得最好的。但我们得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证券市场。根据这一个划分我把国家分成了 3等分，一类是保护得最好的，一类是最差的另一类是保护得一般的。如图：
而且，新闻自由和GDP之间有很强的关系：如图(略)：
我们可以看出GDP在新闻自由保护得最好的国家是16220美元，在新闻自由保护得最差的国家是5223美元，但我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字，比如一些中东国家的新闻自由也不是太高，但是他有石油，因此GDP同样可以很高。在计量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就是其他条件不变，因此我们对这个关系的理解应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闻自由保护得越好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越高。
还有的一个就是我们得意识到新闻自由的保护的程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往往能找到什么是必要的，而很难找到什么是充分的。下面还有三组图(此处略)，是从新闻自由和政府绩效之间的关系，不难理解新闻保护最好的国家的政府绩效也是最好的，腐败最少。
当然我们得注意这种统计上的相关性有可能仅仅就只是一种巧合，而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得注重理论上的相关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在看了统计之后又去看了一些乡土中国的书，看一看乡土诚信和人们之间的交往的关系。我刚才也讲了可以把新闻媒体看成是把乡土诚信推广到全国层面上的一种必要的制度机制。另外一个就是要说明乡土中国社会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人口的流动性很少，世世辈辈都在一个地方。我是湖南人，在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之后，我想起了在我家里几乎往任何一个方向走两三公里都会进入另外一个方言区，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几千年下来，这些方言是靠什么方式维持下来的。我想这些方言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好，其中一个基本的经济原因就是传统中国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跨地区的交易是很少的。所以乡土诚信能够维持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还没有形成。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组织形式，古代主要还是武大郎开店，夫妻店，既是股东又是总经理，信息不对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而现代企业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之后，就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容易产生诚信问题。我综合了一下就是传统社会的信息非常得对称，跨地区的经济往来基本上不存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也基本上不存在，这三个方面使在传统的中国有没有新闻媒体并不是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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