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特别关注：高招改革怎样才能更公平
前不久，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在《通知》的最后，一份名为“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的附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虽然部分生源计划调出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先后出面承诺“确保本地考生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但少数人的担忧并未彻底缓解。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和城乡入学机会公平的生源计划调控，已经实施多年，为何在今年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保障中西部人口大省和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入学的同时，如何确保政策的公平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如何标本兼治?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高考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的调整?相关政策计划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白丽萍(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由于历史和经济原因，各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加上生源数量和本地教育资源不对称，使得各省份之间的高考录取率存在很大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中西部省份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造成当地生源录取率较低。
凌军辉(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针对这一问题，按照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近期的回应，2008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每年专门安排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通过多年努力，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已明显缩小，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4月底印发的《通知》，2016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安排21万人，其中本科14万人，由北京、天津、江苏等14个省份的公办普通高校承担，面向河南、广西、贵州、甘肃等10个中西部省份招生。
吴振东(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除了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为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2012年3月底，教育部等五部门还启动实施了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国家专项计划”。该计划最初每年安排1万名左右本科招生计划，由部属和地方本科一批招生为主的高校承担。国家专项计划今年安排招生计划已经达到6万名。
在此基础上，还有“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前者由地方重点高校承担，定向招收各省份农村学生，安排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少于有关高校年度本科一批招生规模的3%;后者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主要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农村学生，安排招生计划不少于有关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规模的2%。2016年，全国共有95所高校具有高校专项计划招生资格。
主持人：正如各位所讲，高考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的调整已经进行了多年，为什么今年还是引发舆论关注呢?
吴遵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跨省生源计划调控历年都有，但一来没有今年这么大力度，二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公开具体人数。就全社会而言，近年来高考考生人数不断下降，录取率不断提升，相对而言，高考的压力越来越小，这也是家长的预期。但突然间有政策要调走几千甚至上万的计划招生名额，家长的焦虑可以理解。舆论如此关注，与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以及决策民主程度不够都有关系。调动这么多指标，教育部门事先有没有做过严密的调查?有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吴教授讲得很有道理。“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上只有各省份生源计划调出或调入的总数，以湖北、江苏为例，生源计划调出总数达到4万人和3.8万人。作为涉及万千考生利益的重大决策，政府应该公布政策细节，而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数据。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教授讲到了决策民主程度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决策程序不透明，使官方和民间对政策的认知、认可程度差异较大。外调指标政策的本意，是想把过去按老办法确定的各省招生名额分配得更加公平。但是指标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公众不清楚，有关部门也不说。
熊丙奇：外调指标“厚此薄彼”也让政策的公平性受到质疑。湖北、江苏两地虽然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但一本录取率与多地相比并不高。究其根本，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应更多从“源头上”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强烈呼声。
吴振东：通过调配招生指标，增加中西部农村学生上大学、进名校的比例，政策的出发点毋庸置疑。江苏等一些省份高考人数连年下降，录取率连年提高，也是指标外调的合理性因素。现在的问题在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协调?决策机构有没有扎实的调研在前、令人信服的数据在手?政策的制定有没有经过严谨公正的程序?信息不透明、不及时，这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主持人：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进重点高校的人数，是近年来高考招生计划分配方式调整的重要方向，也是未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针对当前遇到的问题，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未来应如何调整?
白丽萍：结合我采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对很多中西部学生而言，高招生源指标跨省调整，以及三大专项计划的出台，的确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升学机会，让他们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分享高考改革红利，促进大范围的教育公平。
吴遵民：白丽萍说得没错，三大专项招生计划是一项好制度，即在不动常规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做增量调整，降低农村学生进名校的门槛。数据也证实，从2012年“国家专项”推行以来，重点高校招收农村贫困生的规模迅速扩大。
熊丙奇：招生计划关系到考生的切身利益，政府部门应考虑公开外调指标涉及的批次和院校，以及新增指标的具体来源，消除家长的焦虑情绪。
吴遵民：确实是这样，在当前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下，高考招生指标就是本省户籍人口的“蛋糕”和“奶酪”，考生和家长格外关注。今后要做的应该是增量改革，比如对异地高考开放人数多的地区，增加户籍人口指标，而不是去瓜分原有利益。此外，国家已经明确要在14个省份各建一所高水平大学，这有助于这些地区增加招生生源指标，进而通过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等方式，对本省生源适度扩招。
凌军辉：我采访过的江苏一所本科院校招办负责人就表示，教育部门要明确自身定位，其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好教育公平，应减少“计划式”分配，赋予高校更多改革的“探索权”。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包括招生协作计划、三大专项招生计划等在内的政策，只是支援中西部地区的途径之一，且并未触及这些地区教育资源匮乏问题的根基。那么，如何从根本上加强中西部教育“筋骨”?
白丽萍：以行政命令外调招生指标，固然能提高西部地区的高考录取率，但治标不治本。我调查了解到，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甘肃的分配本科和高职(专科)各占一半。事实上在甘肃，包括很多中西部地区，高职高专录取率基本不是问题，当地学生和家长更关心的还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情况。
张红霞(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高招指标省际统筹只是扶持中西部教育的一个方面，如果统筹失当，容易引发负面效应。促进中西部教育发展，应通过加大投入和政策倾斜，引导资金、人才、学校向中西部聚集，全面弥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短板，从根本上破解教育区域失衡问题。
吴遵民：正如张院长所说，招生协作计划和专项计划只是提升教育公平，避免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之一，如要“治本”，还需要不断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完善教育扶贫的全链条。比如优化农村地区办学软环境;建立健全优秀教师流动交换机制;为贫困生建档立卡，实施精准资助、动态管理等。在就业这一“出口”环节，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将国家专项计划名额全部用于招收免费师范生，正是希望鼓励学生回生源地从事基层教育事业。
吴振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完善全链条的教育扶贫是填平“高考鸿沟”的关键。中央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中西部地区政府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教育抓起，促进优秀教师地区间流动，办好本地大学并增加容量等多措并举，才能避免产生新的矛盾。同时，不断优化招生考试制度，稳步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也是保障公平的解决之道。(采写：凌军辉 吴振东 白丽萍 主持人：李力 郑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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